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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许昌，鄢陵花博园曹魏文化园，曹操“共谋天下”议事台雕塑。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天子身边的反曹势力
出乎曹操意料的是，汉献帝虽然是个傀儡，但并不窝囊，他并没有被曹操的凶残暴虐所吓倒。相反，在董贵人死后，他进一步加紧了诛杀曹操、收回皇权的活动。而且所参与的成员比前一次级别更高，前一次是董贵人及董国舅，而这一次则是伏皇后和伏国舅。
曹操将汉献帝迎接至许都后，虽然重建了东汉朝廷，他又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丞相（袁绍被消灭后，曹操由司空晋升为丞相），但反对曹操的人越来越多。东汉朝廷是一面旗子，汉献帝是一块巨大的吸铁石，他把曹操的政敌都吸引到他的周围，形成三股反曹势力，这三股反曹势力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第一股是公开的，他们以杨彪和孔融为代表；第二股是暗藏的，他们先后发动三次政变，企图置曹操于死地；第三股原本是曹操的心腹，然而他们看到曹操企图夺取汉家朝廷，就开始与曹操分道扬镳，并且站在汉献帝这一边，这股势力以荀彧为代表。我们对这三股反曹势力分别加以叙述。

曹操虽然挟天子，但并不能完全达到令诸侯的目的。袁绍是第一个不买曹操账的诸侯。汉献帝到许昌后，封曹操为大将军，封袁绍为太尉。按照汉代的官制，大将军位在太尉之上，所以袁绍大怒，不肯接受太尉的官衔。史书记载说：“绍耻班在太祖下，怒曰： 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 ” 当时的情况是袁绍已占有北方四州（冀、青、幽、并）之地，握有精兵锐卒数十万，加之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家族，在士大夫中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如果袁绍发布檄文，以“清君侧”为名讨伐曹操，这对曹操是大为不利的。曹操虽然挟天子，占有政治上的优势，无奈军事、经济实力远不及袁绍。所以曹操只能在官职名分上作出退让，他表请汉献帝，把大将军的名号让给袁绍，自己改当司空、行车骑将军。
在汉献帝的策划下，伏皇后偷偷地写密信给自己的父亲伏完，信中言道，曹操欺君罔上，独揽朝政，残害董贵人，望父亲设法铲除国贼。伏完虽然贵为天子的丈人，但却是一个胆小怕事之人。伏完感到自己势单力薄，眼见曹操大权在握，再加上又有董承被杀的前车之鉴，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以董承和伏完为首的这两股外戚势力被曹操消灭以后，汉献帝身边的后妃、外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再也没有力量和曹操叫板、抗衡。但是，朝廷中的其他各种反曹力量仍然聚集起来，准备和曹操殊死一搏。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由魏公晋升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曹操的服饰、车马包括仪仗队已经和汉献帝不相上下，完全享受天子的待遇。眼看着曹操即将代汉，忠于汉王朝的官员们再也无法忍受，他们要孤注一掷，为挽救东汉王朝作垂死挣扎。
曹操在镇压政敌的同时，还采取安抚笼络政策。建安十八年，曹操把自己的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全部送给汉献帝，做汉献帝的嫔妃。由于小女儿曹华年龄太小，曹操就让她暂时留在家中，待年龄稍大些，再送给汉献帝享用。汉献帝将曹操的三个女儿全部封为贵人，伏皇后被杀后，汉献帝心领神会，十分自觉地册立曹节为皇后。
参与魏讽谋反的还有长乐卫尉陈祎、张诱之子张泉、“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二个儿子、“荆州学派”的领袖宋忠的儿子。这些人都是曹操的亲信，魏讽还是曹操的子弟兵——谯沛集团的成员。魏讽谋反事件说明，当曹操代汉的企图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他的阵营也在分化，一部分人不能容忍曹操代汉称帝，所以铤而走险，发动政变。魏讽政变发生在邺城（邺城是曹操的大本营）和耿纪兵变发生在许昌大不相同（许昌是献帝朝廷的首都）。由此可见，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难度是很大的。
从表面上看，淳于琼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在当时袁绍已自成体系，是割据一方的大诸侯，在其控制区内，可以自由自在地发号施令，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实实在在的土皇帝。如果把汉献帝弄到身边，就等于多了一个婆婆，袁绍凡事都要请示皇帝，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了。所以淳于琼认为把汉献帝接到身边“非计之善者”。
有人认为曹操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最后建立曹魏政权，是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成就他的王霸之业。“挟天子”真的就能“令诸侯”？控制了汉献帝就没有任何政治风险？历史告诉我们，此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曹操信奉法家，居乱世而用重典。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政变、谋反，曹操又是如何应对呢？
河南许昌魏武帝广场，曹操雕像。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人们谈起“挟天子”，往往以为就是把皇帝放在自己的身边，寸步也不离开，以便于控制。但是曹操的“挟天子”并非如此。建安二年“操征张绣，以事入见殿中，帝不胜其愤，因曰: 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勿相逼 ”。以往汉献帝和曹操的关系虽然很紧张，但在面子上总过得去，君臣二人的对话也是官场上的一套，客客气气，从不伤和气。但这一次可不同，汉献帝的这番话柔中带刚，语中带刺，充满杀气。曹操怎么也没有想到汉献帝这只逆来顺受的病猫会突然发威。当时曹操就吓得“失色，俛仰求出”。
其次，曹操采用笼络怀柔的策略。
汉献帝最信任的朝中重臣当然莫过于和皇室有姻亲关系的外戚。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由于担心汉献帝会暗中策划谋害曹操的政治活动，所以曹操对汉献帝看管得非常紧，汉献帝的周围不是曹氏的宗族亲戚，就是曹操的心腹党羽，献帝的言行举止无一不在曹操耳目的监视中。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汉献帝采取的行动当然是极其隐蔽和诡秘的。他不敢直接对董承言明，如何设法除掉曹操，因此就将诛杀曹操的诏书写好后，缝在腰带之中，所以就称为“衣带诏”。
第三支力量是曹操集团内部的“拥汉派”，荀彧是这股势力的代表人物。荀彧早年曾追随袁绍，袁绍以上宾之礼接待他。但荀彧认为袁绍不是一个能成就霸业的人，所以就改换门庭，投奔了曹操。曹操与荀彧一对话，就发现荀彧是一个“王佐之才”，于是就高兴地对荀彧说：“你是我的子房啊。”曹操带兵打仗，常以荀彧镇守许都，所有的军国大事都要同荀彧商量以后再作决定。在曹操的心目中，荀彧集子房与萧何之才于一身，对其极为器重。
其实，淳于琼看问题还是比较简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诚然，把天子弄到身边固然有诸多不便之处，但从东汉末年的政治形势来看，要想成就霸业，就必须利用汉家朝廷的影响来号令四方诸侯，东汉皇权虽然衰微，但却拥有异常深厚的社会政治土壤。汉献帝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朝廷，代表汉王朝，所以一旦控制了汉献帝，其政治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曹操挟天子也不是一点没有作用。例如，马腾割据关陇、凉州地区十几年，是西北地区的一个大军阀，曹操派司隶校尉钟繇镇守关中，劝说马腾、韩遂等人归顺朝廷，马腾表示同意，并派出儿子马超跟随钟繇征讨袁绍的外甥高干和袁尚的部将河东太守郭援，马超杀死郭援，算是为朝廷立了战功。建安十五年（公元２１０年），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将马腾征入京师，封他为卫尉，并把他的家属全部迁徙到邺城，马氏家族中只有马超留在凉州。曹操此举的用意是把马腾及其家族作为人质扣留在京师，企图不动干戈，和平地解决关陇、西凉地区。没有想到不顾亲人安危，只逞匹夫之勇的马超竟然于建安十六年反叛。曹操将马腾及其家族全部斩首，又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征讨，才打败了马超，将凉州纳入自己的版图。
当然，我们也并不完全否认淳于琼的分析，对挟天子的诸侯来说，汉献帝就像一把双刃剑，措施不得当，确实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严重的后果。但无论如何，挟天子是利大于弊，正如墨子所说“两害相较而取其轻，两利相较而取其重”。袁绍此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择善而从之。他最后听从了淳于琼的主张，失去了“挟天子”的机会。关于是否要把汉献帝迎接过来，曹操这里也举行过讨论。史载：“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曹操的谋臣武将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可能反对者还居多数。关键之时，荀彧说：“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荀彧用“大顺”、“大略”、“大德”来概括迎接天子的必要性，其分析何其精辟。曹操不再犹豫，立即作出决定，大军进发洛阳，迎接汉天子。曹操至洛阳后，朝见汉献帝，汉献帝让曹操率兵驻守在洛阳。洛阳虽然是东汉的旧都，但此时的形势比较复杂。谋士董昭对曹操说：“此下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幸许耳。”曹操于是按照董昭的计谋，迅速把汉献帝转移到许昌。许昌是曹操经营多年的老根据地，献帝到达许昌就等于是鸟儿进入牢笼，从此就在曹操的掌握之中。

第三，远离汉献帝，遥控东汉朝廷。
荀彧出身于一个崇尚仁义礼治的世家大族，怀有朴素的保汉忠汉思想。荀彧辅佐曹操的前提是曹操可以成就霸业，但不能建立王业。一旦曹操突破了这道底线，荀彧就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处境。曹操的心胸并不狭隘，他时常能不计前嫌，忘人小过。但曹操在代汉这件大事上绝不肯含糊，谁要在这个问题上设置障碍，那就是自找死路，即使是至亲骨肉也不肯放过。

可能有人会困惑不解，曹操久经沙场，于刀枪剑戟，矢石交加之际而面不改色，何以会被汉献帝的几句话吓得魂不附体。事情是这样的，“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汉朝的制度，凡宰辅大臣带兵出征，朝见天子时，天子命武士拿着兵器，押着宰辅晋见天子。武士们用什么兵器呢？“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就是两个武士用戟叉着三公的头颈，去朝见天子。当时的情况是，汉献帝怒气冲冲地责问曹操。如果两个武士用戟一夹，曹操的人头就要落地。所以曹操走出朝堂，还感到后怕，“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董承是汉灵帝的生母董太后之侄。董承之女嫁给汉献帝，被封为贵人。东汉皇帝的后宫中，皇后之下就是贵人。所以贵人是地位最高的嫔妃。董承其实就是汉献帝的老丈人，然而汉代没有“丈人”这个称呼，所以就称董承为国舅。自从李傕、郭汜之乱后，汉献帝逃出长安，李傕、郭汜在后紧紧追赶，董承联络杨奉、韩暹等人舍生忘死，拼命地保护汉献帝，汉献帝对这位老丈人当然感激万分，于是不断地提升董承的官职，董承由安集将军晋升为卫将军，再由卫将军升为车骑将军。
曹操汲取了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从此再也不去朝见汉献帝，生怕将有不测之祸。同时，曹操又感到，在许昌建都之后，许昌就成了以汉献帝为代表的东汉势力的中心，东汉朝廷文武百官中的大部分人对曹操不满，会暗中组织各种阴谋活动，这些阴谋活动防不胜防。曹操百密还会有一疏，总会有考虑欠周之时。曹操思虑再三，决定迁都，建安九年九月，曹操攻破袁氏老巢邺城，自领冀州牧，对冀州实行直接治理。邺城是冀州的治所，曹操从此长期居留在邺城。曹操的司空府，以及后来的丞相府就由许昌迁往邺城。所以自建安九年以后，邺城就成了曹操的政治中心。汉献帝的朝廷被搁置在许昌一隅之地。

（原标题：问吧精选 朱子彦：曹操“挟天子”真的能“令诸侯”吗）

曹操绝不会对政敌产生怜悯之心。凡发动政变者，曹操皆用谋反之罪将其诛杀，连幼童孤女也不放过（孔融子女最为典型）。但曹操对本集团内部的异己分子的处理是十分谨慎的。例如对发生在邺城的兵变——魏讽事件就没有一味杀戮。魏讽是首犯，当然罪不可赦，必须诛其三族。魏讽的上司魏相国钟繇仅是用人不当，曹操将其免职。对负责守备邺城的杨俊，责罚更轻，曹操仅将他贬为平原太守，还是二千石的官员。王粲之子虽被曹丕处死，但按曹操本意，是可以赦免他们的。史载：“太祖时征汉中，闻王粲子死，叹曰： 孤若在，不使仲宣（王粲字）无后 。”同样是针对曹操的谋反案，发生在许都，和汉献帝朝廷密切，曹操就予以无情的打击和血腥镇压。而发生在邺城，和曹操政权关系密切，曹操就淡化处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魏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从处理各种敌对势力的态度来看，曹操的手法是相当高明的。

与杨彪相比，孔融更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曹操的所作所为。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代孙。献帝至许昌后，孔融被召进京师，担任少府。孔融为京官后，处处以士林领袖的身份在舆论上攻击和戏侮曹操。曹操攻克袁绍的老巢邺城之后，袁氏的妇女大都被曹氏家族所虏掠、占有，曹操之子曹丕霸占了袁熙之妻甄氏（后人疑曹植所撰《洛神赋》中的洛神即甄氏）。孔融就写信给曹操，信中说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也是饱学之士，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有武王将妲己赐给周公的典故，就问孔融，这件事是出自什么经典。孔融回答道：“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原来孔融是杜撰典故，含沙射影，攻击曹操。
曹操送女儿给汉献帝的策略极其高明。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是汉献帝的丞相，还同时兼任汉献帝的丈人，既是朝廷重臣，又是皇亲国戚，无形间同汉献帝的关系更为亲近，也更加有利于控制汉献帝。再者，曹操的三个女儿嫁进宫中，无疑在汉献帝身边又安插了三个耳目。从此汉献帝的一举一动、言行举止，都要受到她们的监控。史书记载曹操三个女儿都得到汉献帝宠幸，她们一起吹枕边风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至于，曹操的女儿们嫁给汉献帝后，婚姻生活是否幸福，曹操是丝毫不会考虑的。因为究其实质来看，曹操的三个闺女不过是她们的父亲用来对付汉献帝的政治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