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然而当家事涉及暴力,违反国法,伤及无辜时,法律就应当及时介入。可喜的是,在反家暴领域内,我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立法。

　　与“受虐妇女综合症”相对应的,是施暴者的扭曲心理。心理学家曾经做过测试:试验对象分为两组,一组实施电击,另一组被电击。电击组一按电钮,另一组人就会被电击。然而电击组中的哪些人按了钮,则是保密不可知的。电击组即使能够目睹被电击者的惨状,只要相信自己不会被发现、也不会受追究,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按钮——这与柏拉图《理想国》中有关隐身戒指的隐喻是一样的:只要有权力施暴,且不会被反制,施暴的欲望则会不断膨胀,几近变态。施暴者最初可能只是实施轻微暴力,当发现受害者无法反抗、且总会“原谅”或接受时,暴力等级就会不断升级,施暴的“起因”也会从争吵,变为惩罚,甚至单纯的发泄,直至“不慎”将受虐者打死,或者受虐者反抗杀死对方为止。

　　让我们设想,如果妇孺保障制度足够健全,法律介入得够快够早,遭受家暴的母亲将施暴者告上法庭,施暴的父亲只有在符合条件情况下(如司法机构对其进行惩戒改造并认定合格)才能再见到孩子和妻子,暴力周期性的循环和升级或许不会出现。家暴也不会演化为受虐者被杀,或者被迫反抗而杀死施暴者。对于孩子的心理影响,也将降至最低。

　　隐忍的受害者们

　　法律介入须细致

　　在影片中,假如不是记忆错误移植,两桩杀人案的真相或许将被永远埋藏。江丰在载入的记忆中,发现了这段记忆的主人不但是家暴受害者李慧兰的杀人真凶,还是另一起受虐妇女溺亡案的真凶。这两位受虐妇女,都长期受家暴折磨,委曲求全。

　　上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马丁·沙利格文进行了一组实验:将狗关在笼子里,每天不定时随机电击笼子的不同位置。开始时,狗会在笼子里四处跳跃躲避。然而很快它们发现避无可避,遂停止了积极的躲避行为,改为尽量减少痛苦的消极应对,如在电击发生时,趴在笼子里一动不动,以待电击阶段过去。心理学家将这种逆来顺受,称为“习得性”的无助——正如电影中受了十余年虐待的李慧兰,自欺欺人地说:“忍一下就过去了,十几年都这么过来了。”

　　一种“习得性”无助

　　电影开始时,作家江丰(黄渤饰)接受完记忆手术,准备离开手术中心,意外遭遇一起突发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即是家庭暴力:妻子删除记忆,丈夫苦苦哀求,妻子于是选择原谅,然而丈夫很快旧病复发,再度伤害妻子,妻子遂选择将记忆永久删除。丈夫追至手术中心,持枪相逼引发恐慌,导致江丰拿错了清除出来的记忆,为后来“误装”入杀人凶犯的记忆埋下了伏笔。

　　然而,这些选择表面上是为了孩子,实际上,对于孩子稚嫩的内心,却恐怕造成更大的阴影。生活在不和谐的家庭,眼睁睁看着妈妈被爸爸毒打,很有可能就让孩子变成同样的暴力怪物。

　　一些观众可能存有疑惑:法律为什么不及时介入呢?中国人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或者说,家丑不可外扬。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16世纪的英国,丈夫鞭打妻子是合法的。根据布莱克斯通记录的普通法,只要“抽打妻子的鞭子细得能穿过结婚戒指”,家暴就是合法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男性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个体无法脱离身份而独立存在,无论男女,都难以跳出角色来寻求自救。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进程,向来漫长而艰难。加上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很难独立将孩子抚养大,为了孩子而忍受家暴(以及冷暴力)成为受害者们无奈的选择。

　　如何才能将工作做细,避免麻木履行职责,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或许是反家暴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难题。愿法律之手,温柔细致对待那些受伤之人；愿有关家暴的记忆,不会成为吞噬希望的梦魇。

　　2016年3月1日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有许多亮眼的制度设计。例如,报案人可以是受害人,也可以是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妇女联合会等单位。又如,要求社会机构发现家庭暴力嫌疑,如中小学、幼儿园、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可能存在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报案。如果知情不报,造成严重后果的,主管人员还会被给予处分。此外,反家庭暴力法还确立了来自英美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事人可以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令包括以下内容: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申请人；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

　　那么,为何受虐妇女不能离开施暴者呢?1977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沃柯医生提出了“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沃柯提出,在家庭暴力中,存在一种暴力的周期性循环和一种“习得性”无助。暴力的循环,往往体现为爆发—安抚—再爆发,对此,受虐者逆来顺受。

　　根据电影的设定,记忆可以暂时删除；如果决定重新装回,可以实施恢复手术。但是恢复之后,如果还想删除,只能选择永久删除。而且,第二次删除手术应当在恢复手术之后72个小时内进行,否则将永远无法删除。“记忆删除—恢复—永久删除或永远留痕”,可以视为一个有关家暴的隐喻。

　　尽管徒法不足以自行,但是反家庭暴力法显然已经迈出了依法治理家暴顽疾的重要一步。不过,法律层面的宏大架构,还需要细化规则和体制机制。例如,家暴受害人在寻求救济时,如何在保护报案人同时,切实做好救助举措。应当避免走形式,打电话调查情况,或是大大咧咧警告施暴者——这显然会刺激施暴者因为家丑外扬而变本加厉地报复。影片中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十分钟前还在忏悔的施暴者,在接妻子回家途中,即对其施暴报复。

　　时下上映的电影《记忆大师》借记忆移植之名,讨论了家庭暴力对于女性和儿童的伤害。

　　大多数家暴第一次发生后,施暴者通常会痛哭流涕地恳求受害者原谅。受害者或是顾及孩子,或是念及旧情,最初都会选择原谅。这个过程,相当于夫妻情分和信任的初次删除和初次恢复。很快,施暴者会再度伤害,并加剧伤害的程度。然而,待其“清醒”过来,会再度陷入自责与忏悔的情绪,并再来恳求受害者原谅。数次之后,旧情将被永久删除,伤痕、恐惧甚至仇恨亦将永存。